中国古代法就有礼法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的特征，周公制礼使得“亲亲”“尊尊”的礼治思想影响深远，也由此使得法律与道德关系紧紧联系，密不可分。出礼则入刑，在当时可谓是融会到法的最本质理论当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逐步加深，才使得礼法开始慢慢分离，礼就成了所谓的道德，而法，也逐渐独立出来。但是不得否认，法律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利益的，所以对于社会上那些严重违反道德，而仅靠道德舆论又解决不了的难题，法律就不得不对其进行规制。故此，法律与道德虽是不同的规范体系，但是其中仍然是有着联系的，无论何时，法律都必须要以道德为一定基础，对于道德上社会大众深恶痛恨而仅靠道德的方法又无可奈何的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规范，但是为了避免一些私人的内部的于外无害靠道德就可以规范的事宜被法律所干涉，法律是必须有所限制的，这在立法的时候必须得以考虑。
耶林曾感叹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3]由这话也可得出如何界定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聚众淫乱罪而言，已经存在于我国刑法当中，可见设立这一罪名的时候确实处于聚众淫乱行为该要被刑法所规制的时候，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即在那时聚众淫乱行为已经不是仅仅道德就可以制约的，但是此时此刻，是否还有那一必要，这又值得细细分析了。
对于聚众淫乱罪，有学者认为，那些在比较隐蔽的场合进行淫乱活动的，由于其行为完全是出于行为人自愿，并没有对其它人和社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和危害，应该属于私人道德范畴，从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自由、防止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过度侵入公民私人生活的目的出发，法律不应该干涉此种淫乱行为,应该由社会给予道德上的评价。 就法律与道德关系来讲，在私下的隐秘进行的危害不大的淫乱活动，确实更多的应该予以道德上的评判，但是一切评断犯罪与否的标准都必须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我国目前的阶段，思想方面确实开放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聚众淫乱应该是道德予以评判，但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调研的基础上，不能得出支持废除聚众淫乱罪的观点占主流观点的说法。对于聚众淫乱这一行为，此时此刻，仅仅靠道德的约束远远不够，对于没有了法律约束仅靠道德来规范这一行为的场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道德能否发挥出效用是不可知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这一问题，游走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理论上而言，是可以用道德来衡量的，但要预防和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找寻出恰当的方法。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目前还不能废除这一罪名，鉴于严谨性，必须根据合理的论断、充分的调研，在找寻到恰当方法时，才能废除这一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