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今年二十四岁，大专毕业那会儿没找到合适工作，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招聘：“境外高薪客服，月薪两万起，包机票包吃住”。可到了地方他才傻了眼，所谓 “客服” 就是搞电诈 —— 手机、护照当场被收走，主管拿枪指着说要么按话术骗钱，要么别想活着出去。小周被迫干了四个月，中途逃跑还被打过两次。后来园区被警方端掉，他跟着其他受害人一起被解救回国，可没过多久，公安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这种情况下，家属咨询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被骗过去的，也是被打的，怎么回国还要被抓？”

这个问题，这几年实在太常见了。
 

很多人会把 “被骗出境” 和 “被迫参与” 直接划等号，觉得既然是被骗过去的，自己就是受害人，不该担刑事责任。其实法律上这是两码事。

“被骗出境” 只说明你出国的过程有欺骗性，解释了你为什么会到境外，但不能直接否定你在境外参与诈骗的行为性质。公安办案的核心审查点是：你到了境外之后，到底有没有参与诈骗？参与了多少？主观上知不知道是诈骗？

如果确实照着话术诱导被害人转账、帮忙做技术维护、参与资金转移，那这些行为本身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被骗出境” 这个背景，在量刑时可以作为酌情考量的情节，但不能直接把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一笔勾销。

张智勇律师提醒，这里尤其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到了之后完全被控制、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被迫参与的，才有大幅从宽甚至不认定犯罪的空间；另一种是虽然一开始被骗过去，但明知是诈骗之后反而积极上手、拿高额提成，那基本不会被认定为胁从犯，反而会按诈骗共犯处理。说白了，“被诱骗” 只有和 “被胁迫” 结合在一起，才有从宽的基础，不是只要被骗过去就一律无罪。

《刑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胁从犯。

但要先讲清楚一个关键边界：胁从犯的前提，是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犯罪，只是因为系被胁迫参与，所以在处罚上大幅从宽；哪怕最终免除处罚，本质上也属于有罪认定。只有当行为人完全丧失了意志自由，连一点选择余地都没有，不参与就立刻面临生命危险，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因缺乏主观罪过，不按犯罪处理。

不是被主管骂几句、完不成业绩扣工资就算 “胁迫”。司法实践里认定胁从犯，核心看三点：第一，人身自由是不是被完全控制。护照、手机被没收，出入有人看守，逃跑就会被殴打甚至威胁生命，这才是典型的人身强制。第二，有没有拒绝或者退出的可能。如果客观上完全没得选，不参与就面临现实的人身危险，认定被胁迫的概率就大。但如果明明有机会报警、有渠道脱离，却留下来继续干还拿提成，再主张自己是被迫的，就很难被采信。第三，参与时是消极应付还是积极主动。同样是照着话术打电话，有的人能少骗就少骗，甚至暗中提醒被害人；有的人冲业绩拿提成，比谁都积极。后者哪怕人身受了一定限制，也会被认定主观恶性不小，未必能适用胁从犯的规定。

境外电诈园区一般都有完整的话术本、业绩表、分成记录，这些最后都会成为定案证据。不同岗位，责任差别很大。

如果直接参与拨打电话、诱导被害人转账、操作诈骗后台，基本都会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参与时间长短、业绩金额多少、涉及被害人数量，都是量刑的核心依据。

如果只是在园区里做饭、打扫卫生这类纯粹的劳务性后勤工作，完全接触不到核心业务、主观上也不知道是诈骗窝点，那有可能不构成犯罪。但要注意，看守大门、看管人员这类工作不一样 —— 哪怕没直接打电话，只要明知是诈骗窝点还帮忙看人、维系窝点运转，本质就是给诈骗提供帮助，一样可能被追责，不能和普通后勤混为一谈。

还有个很多人忽略的点：按照当前打击跨境电诈的司法政策，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窝点累计停留 30 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诈骗窝点的，哪怕具体诈骗数额难以查清，也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是说没查到自己骗了多少钱，就一定没事。

另外也不是所有境外涉诈人员都定诈骗罪。比如负责维护平台、提供支付结算、做引流推广的，如果证据只能证明知道是违法犯罪，但证明确实不知道具体是诈骗，也可能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理。具体定什么罪，全看行为和证据。
 

很多时候回国之后怎么做，比在境外做了什么还影响结果。

首先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这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分量很重。

其次是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量刑时都会酌情从宽。家属这个阶段千万别乱找人 “摆平”，更别帮忙转移、隐匿财产，反而把自己搭进去。

张智勇律师要特别提醒：如果回国之后，还接着帮境外同伙联系被害人、转移赃款、通风报信，那就不只是之前的事了。如果事前没有通谋，这些后续行为可能单独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等新罪名，反而会让案子更复杂，责任更重。

第一个：“他是被骗去的，就是受害人，不该抓。”

被骗出境和被胁迫犯罪是两回事。如果确实参与了诈骗行为、也从中获利，法律上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再根据情节认定是胁从犯、从犯还是普通共犯。真正的被害人，是全程被强制控制、完全没实施过任何诈骗相关行为、也没拿过任何好处的人，这种情况才会依法不认定为犯罪。

第二个：“一起回来的都放了，为什么他还在里面？”

每个人的参与时长、岗位、涉案金额、获利情况、认罪态度都不一样，处理结果自然不同。有的人刚去几天就被解救，没参与核心业务；有的人干了半年还是业绩骨干，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个：“只要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骗被打的，就没事。”

口供从来不是唯一证据。出入境记录、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园区业绩表、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这些都会综合判断。刻意夸大甚至虚构被胁迫情节，反而会影响认罪态度认定，得不偿失。

第一步，可尽快委托专业律师会见。当事人刚回国被羁押，心里肯定慌，供述时容易说不清楚甚至说错话。律师会见一方面能稳定情绪，另一方面能摸清真实情况，及时提出法律意见。

第二步，尽量收集能证明被诱骗、被胁迫的证据。比如当初的招聘广告、和中介的聊天记录、工资转账记录、身上的伤痕照片、就医记录、解救相关材料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客观证据。

第三步，如果确实有违法所得，积极主动退赃退赔。主动退缴和被办案机关追缴，在量刑考量上差别很大。

第四步，对案件结果要有合理预期。按照刑法规定，胁从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具体是减轻还是免除、能不能缓刑，要看证据、看情节、看涉案金额和社会危害。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一定无罪或者一定缓刑，轻信承诺反而容易踩坑。

这几年境外电诈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国家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这是应该的。但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该把那些真正被骗出境、被胁迫裹挟、主观恶性不大的年轻人，和主动组织、带头干、积极参与的核心分子区分开。

刑法最讲主客观相一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身不由己卷进去，参与程度有限，回国之后又主动投案、如实交代、积极退赃，法律上本来就有从宽处理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理所当然就有的，要靠证据、靠辩护、靠依法去争取。

像小周这样的年轻人，走错了路，但也确实受过害，值得一次被认真对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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