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黄卡”的廖某、易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之所以将协助行为单独定罪，而不是简单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主要是考虑到此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立法者认为需要对其予以单独打击，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

两名90后小伙受雇他人，在酒店门口发放招嫖小卡片。近日，因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两人均被锦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为什么发“黄卡”被认定为组织卖淫的协助行为？生活中，哪些发卡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对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本案的办案检察官。

90后小伙发“黄卡”被抓

1993年出生的廖某，初中毕业后，从老家来到成都打工；后来认识了比他小两岁的易某。因为嫌打工辛苦，两人商量着怎么能轻松搞钱。

一次在街上闲逛时，他们看到一处墙上张贴的招聘发广告卡片的启事，见对方给出的分成蛮高的，两人一拍即合，马上跟对方进行了联系。

随后，在锦江区一个偏僻的小街上，两人见到了他们的老板娘，31岁的杨某。这时，两名小伙才发现，对方让他们发放的所谓广告，其实是招嫖的涉黄小卡片。然而，两人不仅没有觉得这是涉嫌违法犯罪，反而觉得很有趣，满口应承下来。

2014年8月6日晚上9点左右，廖某、易某在星辉路上层名人酒店附近发放招嫖广告卡片。“老板娘”杨某接通知后安排卖淫小姐到宾馆卖淫并随车带路；另一名协助卖淫人员代某则负责驾驶轿车运送小姐。当晚9点半左右，两人继续在该酒店门口发“黄卡”，以同样方法招揽嫖客。8月7日，杨某、代某、廖某、易某被公安机关挡获，并查获嫖资、大量招嫖广告卡片。

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均获刑

经查明，2014年以来，邓某（绰号“三哥”，在逃）多次组织卖淫人员进行卖淫活动并从中牟取利益。在邓某的组织下，由被告人廖某、易某负责发放色情招嫖广告卡片招揽嫖客，廖某还负责接听嫖客的电话并向邓某汇报，杨某负责安排卖淫人员并带路，代某负责驾车运送卖淫人员到指定地点卖淫并代收嫖资。

案件起诉至锦江区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4人在邓某组织下，为其组织卖淫行为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均属于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近日，4人分获8个月到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发“黄卡”的廖某、易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办案检察官解释，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在多人共同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为组织者实行犯罪创造条件的行为（帮助行为），比如充当打手、保镖、管账人员等等。而所谓的“组织卖淫”行为（实行行为），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如果实施的是实行行为的手段，则应构成组织卖淫罪；只有实施帮助行为的，才单独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如果发的是：办假身份证的、开伪造发票的小卡片

发不同卡片，涉嫌不同罪

为何发色情卡片

会被单独定罪？

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不同于其他犯罪，一般将实施帮助行为的犯罪分子列为实行行为犯的共犯。之所以将协助行为单独定罪，而不是简单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主要是考虑到此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立法者认为需要对其予以单独打击，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在其他犯罪中，如果刑法没有明确帮助行为构成单独的罪名，则仍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办案检察官进一步解释，所谓的“帮助犯”是从犯的一种，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这种从犯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查看犯罪地点、排除犯罪障碍、为犯罪实施创造条件以及事前通谋答应事后隐匿罪犯、消灭罪迹、窝藏赃物来帮助实施犯罪等情况。在共同犯罪中，“发卡”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帮助行为。

由此，比如发卡办“假证”的，如果是假身份证，则可能构成伪造、编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共犯；如果是假学生证，则可能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共犯。发卡协助销售赃车、协助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等行为也都可能构成犯罪、分别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的帮助犯。不同于协助组织卖淫罪规定为单独犯罪，这些发卡行为皆涉嫌相关犯罪的共犯。当然，考虑个案的社会危害程度，如果情节较轻的，则仅予以治安管理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