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勇律师：千万负债无力偿还不等于诈骗，核心看主观占有目的

做刑辩这么多年，我见过最容易踩坑的定罪误区，就是"结果倒推"—— 只要企业最后欠了大钱、资金链断了、票据出了敞口，就直接往合同诈骗上靠。尤其是涉及厂商银、保兑仓这类复杂供应链模式的，一旦出了大额损失，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走民事诉讼，是想办法走刑事，仿佛只要把人抓了，钱就能追回来。

可司法实践远没有这么简单。商事交易的风险和刑事诈骗的边界，从来不是"欠了多少钱"就能定义的。今天张智勇律师拆解的这份山东东营中院的生效无罪判决，刚好把这条边界讲得透彻又务实。案子案号是（2017）鲁05刑初10号，这是该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判决：此前该案曾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作出过有罪判决，后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中，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另提出应定骗取票据承兑罪，法院亦未采纳。两项罪名叠加量刑预期极重。但法院没有被几千万的欠款数字带偏，拉通近十年的完整交易链条逐项审查，最终判决两项罪名均不成立，高某无罪。

案子的背景，是轮胎行业非常普遍的供应链合作模式。高某控制的公司是轮胎经销商，和上游大型轮胎企业有近十年的合作往来，日常交易采用行业常见的厂商银、保兑仓模式。简单说，这是银行、上游厂家、经销商三方联动的票据融资模式：经销商先缴纳保证金，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上游厂家，货权由银行管控或委托第三方监管，厂家配合银行的发货指令发货，经销商后续补缴保证金、分批赎货，本质是用银行信用放大经销商的采购能力。

合作前期一直运转顺畅，直到后期行业下行、经销商经营承压，资金链开始紧张，风险彻底暴露。检察机关的指控分为两部分，对应两个罪名：

一是保兑仓业务形成了 5473万元的银行承兑敞口无法偿还，控方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其逻辑是高某明知公司经营恶化、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仍通过厂商银、保兑仓协议套取银行承兑汇票，还让供货方背书退回部分汇票自行使用，最终造成巨额资金缺口。

二是拖欠货款期间继续提货，控方单独指控为诈骗罪。控方查明，当时公司已经欠了上游近 4000万元货款，高某却仍用 2000万元承兑汇票要求厂家继续发货，提走了价值 579万余元的货物。当然，这只是控方的指控逻辑，实际上该笔交易同样基于双方长期的轮胎购销合同关系，本质仍属合同履行范畴。

乍一听这组数字，很多人都会先入为主：欠了几千万还不上，票也兑不了，还在欠着巨款的时候继续提货，这不就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骗货骗钱吗？不少家属刚拿到起诉意见时，也常常被巨额涉案金额吓慌，觉得事实清楚、数额巨大，肯定脱不了干系。

可法院的审理思路，恰恰跳出了"看结果定罪"的惯性。

东营中院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高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指控的两项罪名均不能成立。整份判决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没有孤立地盯着最后几笔欠款、几笔汇票下结论，而是把近十年的完整交易背景、商业模式、行为细节全部纳入考量，每一层说理都踩在了罪与非罪的核心分界线上。

这组数据的分量，远超过几千万的欠款数字。刑事诈骗的本质是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靠虚构事实骗取对方财物；但本案里，双方是实打实的长期商事伙伴，有持续的供货、有稳定的回款、有定期的对账，是完整且真实的生意往来。

当然，这不是说只要有长期合作就永远不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后期企业已经彻底丧失履约能力，又刻意隐瞒真相继续大额套货套款，即便有多年合作基础，也可能就后期行为追责。但前提是，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当时已经产生了明确的非法占有故意。在没有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单独把合作末期的几笔欠款拎出来定罪，本质就是用结果倒推主观，不符合刑事定罪的基本逻辑。

很多人会觉得，不按保兑仓协议约定使用承兑汇票、私自背书退回挪用，本身就是欺骗。但法院没有把"不按合同办事"和"刑事诈骗"直接画等号。

厂商银、保兑仓这类三方模式，书面协议往往设计得严谨周密，但在真实的商业合作里，出于效率、信任、灵活周转的考虑，双方常常会对操作方式做口头调整，这是行业里非常普遍的现象。

判决里明确点明：双方在长期合作中，确实存在不完全按照书面协议操作的情况，部分承兑汇票被背书退回、部分资金使用方式与协议约定不一致，但这些做法不是高某一方偷偷摸摸搞的小动作，而是多年合作里一直存在的常态。最核心的一点是，上游供货方对这些操作方式并非不知情、更不是被蒙在鼓里。

这里也要划清边界：不是所有偏离协议的操作都只是民事违约。如果是一方伪造材料、瞒着对方和银行套取票据挪作私用，哪怕有合作基础，也可能触碰刑事红线。但本案里，既然对方知情、默许，甚至是双方默认形成的交易习惯，那就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前提。这种偏离书面协议的行为，最多构成民事违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可，远远达不到刑事诈骗的认定标准。

控方反复强调"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没有履约能力"，这也是很多同类案件的常见指控逻辑。但法院给出了非常克制的判断：现有证据不足以全面反映企业当时的全部资产、负债、经营能力和资金流向。

很多人会问，欠了几千万还不上，难道不算没有履约能力？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阶段性资金链紧张，和彻底丧失履约能力、明知还不上还恶意举债，完全是两码事。做企业的人都懂，尤其是重流通的商贸行业，靠票据和账期周转是日常操作，账面有大额负债很正常，不代表企业没有资产、没有盈利能力。

要认定合同诈骗，必须证明行为人在签约、拿货的那一刻，就压根没有履约的意愿，纯粹是想把货物、票据据为己有。而在企业仍有资产、仍在经营、账目又无法完整核实的情况下，仅凭负债数额就推定非法占有，显然达不到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判断主观心态，最靠谱的不是嘴上怎么说，而是出事之后怎么做。法院最终认定无罪，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债务风险暴露后，高某并没有失联跑路、转移资产，反而一直在积极处理债务。

在案证据显示，高某一方筹措了 2000万元承兑汇票主动偿还部分欠款，还提出用名下土地等资产协商抵偿债务。虽然这些方案最终没有彻底填平全部欠款，供货方也没有完全接受，但这些动作本身，已经足够说明他的主观心态 —— 不是想把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而是在经营遇困后，仍在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承担责任。

一心诈骗的人，得手后只会忙着转移财产、销声匿迹；只有真正做生意的人，哪怕走到资金链断裂的地步，也会主动面对、协商偿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选择，对应的正是民事违约和刑事诈骗的本质区别。

这个案子之所以值得拿出来反复讲，是因为它戳中了大量企业涉诈骗案件的通病：用最终的损失结果定性，忽略了完整的交易背景和商事规则。

现实中，但凡涉及大额货款、票据融资、供应链合作的坏账，很多债权人第一反应不是走民事诉讼，是去刑事报案，觉得抓人施压回款更快。可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从来不是商业风险的兜底工具。正常的市场交易本就有盈有亏，履约失败、资金链断裂、票据出现敞口，大多都是商业风险的范畴，该起诉起诉，该清算清算，不能随便动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当然边界也要讲透：不是所有企业欠款都不算诈骗。如果从一开始就虚构资质、虚构项目，签合同纯粹是为了骗货骗钱，得手后立刻转移资产、失联跑路，那当然要按诈骗追责。但只要双方有长期真实的交易基础，有真实的履约行为，只是因为市场下行、经营恶化导致还不上钱，那就该停留在商事纠纷的层面。

张智勇律师也常给同类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提务实建议：遇到这类指控，千万别只盯着被指控的那几笔订单、那几张汇票辩解，一定要把完整的交易链条系统整理出来 —— 历年的购销合同、发货单、对账单、付款流水、承兑汇票背书记录、三方合作协议、双方沟通的函件记录等等。很多案子能拨开迷雾，不是靠嘴说"我不是诈骗"，是靠把一整套完整的生意过程摆出来，证明这是正常的商业往来与经营风险，而非处心积虑的刑事诈骗。

说到底，几千万的欠款也好，巨额票据敞口也罢，都只是最终的结果。而判断是不是刑事诈骗，从来不能只看结果，要看清整个过程：交易是不是真实的，履约是不是积极的，出事之后是躲还是扛。

商业的归商业，刑事的归刑事，守住这条边界，既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保护，也是对刑法底线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