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某某的性质和其他同案被告人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均属于协助金某某进行组织卖淫

起诉书将本案其他同案被告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却将刘某某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辩护人认为，是简单地以在店里的地位来作为罪名区分的标准，但这标准存在严重错误。
原因在于：
（一）各被告人均系金某某领导下的公司员工，性质相同，均系协助金某某进行组织卖淫
起诉书将本案其他同案被告人认定为协助他人组织卖淫，那么，不得不追问的问题是：其余同案被告人是在协助谁组织卖淫？此处的他人是指的是刘某某，还是指金某某等人？
如果是指刘某某，那么首先，如同案被告人唐MM、陈M并不受刘某某管理，何来协助刘某某组织卖淫？其次，其余同案被告人的工资均由金某某等进行发放，换言之，其所从事的犯罪活动都是在为金某某打工而非为刘某某打工，又何来协助刘某某组织卖淫？显然，这里的他人并非是指刘某某，而只能是指金某某等。
既然其余同案被告人并非协助刘某某组织卖淫，就显然不可能存在刘某某一个人组织卖淫却无人协助的情况，再结合辩护人前述的刘某某并不负责该店全面管理，而是受金某某雇佣的情况，只能得到唯一的结论：
本案所有被告人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均属于作为被雇用的员工，是在协助金某某进行组织卖淫。
（二）从工资收入看，刘某某与其余被告人区别不大，也印证其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根据在案的审计报告，2016年5月，刘某某的工资收入为9943.22元，同案犯海某某收入为9350元，同案犯罗某非收入为9005元，相差并不大。试想，如果是存在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怎么会出现如此相近的收入？这反而能够印证其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均属于被金某某雇佣的人员。
（三）刘某某与其余同案被告人的区别仅是分工不同，但这一分工不能成为认定其为组织者的理由
组织卖淫行为的核心是组织行为，即通过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本案各被告人作为被雇佣的人员，本来就存在不同的分工，这些行为必然包括收银、记账、技师培训和上传下达、巡视监督等，显然，这些行为并非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组织行为，而只是协助行为的不同分工。因而，虽然刘某某系店长，但其没有实施任何组织行为，其与其余被告人是分工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协助行为。
综上，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在考量被告人刘某某的罪名以及量刑时，不局限于其为店长的表象，更应重视其系雇佣、无全面管理权、无事项决策权、未实施组织行为，仅是提供帮助等关键性的因素，并作出准确的认定。